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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沪者也】万航渡路上有个“中行别业”

2019/10/10 1:33:58

【知沪者也】万航渡路上有个“中行别业”

历史是那样容易被忽略和遗忘,无论是国还是家。几十年前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等你想着去追忆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依稀零碎的印象,没有了原先的形态,也没有了原先的气息。

鸟瞰中行小区。

小时候住在一条有着一个奇怪名字的路上,这条路叫梵皇渡路,现在叫万航渡路,好像是在1960年代改的名,也许是为了不太“四旧”的缘故,想来这个新改的名其实也并非革命,中性,柔软。

 

 原来的梵皇渡路,应该是一个码头的名字,一个渡口,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读书的时候爱玩,到处跑着找新鲜,沿梵皇渡路往北,穿过了长宁路,穿过了沪西电影院,便是梵皇渡路后路,一条好像有着两个分叉的小路,石子街,小时候叫弹格路,两面基本上都是低矮的两层小破屋,能不能算棚户区倒是无法确认了。街上零星地开着一些小店,日常生活中有时碰到的小修小补的杂项,会到这条后街上来寻觅。再往北就贴到了苏州河,苏州河的南岸,这沿岸的几百米真的就是码头了,是不是这里就是梵皇渡,我不知道。再往西北方向的沿苏州河的路被拦断了,那是华东政法大学,著名的高等学府,小时候只知道是秋天抓蟋蟀的去处。往西过了华东政法大学又露出了一段码头,那是一段粪码头,来来往往地装卸大粪。农业文明肥料是宝,城市里大量的排泄物既无法处理又丢弃可惜,便集中在这个码头上起卸,用船沿苏州河运往江浙农村。也许这一段才是整个一片码头的要津,梵皇渡应该是这里了吧。

 

这是梵皇渡路后路,本真的梵皇渡路东起静安寺,西至曹家渡,中间在镇宁路口有个拐弯。过了拐弯是武定西路,我小时候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中行别墅就在武定西路梵皇渡路口,梵皇渡路623弄。

 

梵皇渡路再早还有个名字叫极司非尔路,好洋气的称呼,一定是外国人起的。据说早先这里是租界,住着许多外国人,于是这条路就一定会有许多西方文明的遗风。中行别墅正对面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半个世纪没有移址。武定西路从万航渡路往西直通江苏路,在靠近江苏路的地方是上海电影乐团。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小时候和青年时代向往的圣殿,常会在那门口站站,盼望领略那小提琴和木管的悠扬。也许世俗的生活才是第一重要的缘由,连接这两个圣殿的武定西路,在我的少年青年的记忆中却是一个嘈杂的菜市场,吆喝声、刀入砧板的咔嚓声、顾客的争吵声淹没了所有的提琴们。我对这个武定西路靠万航渡路的最深印象,便是在零下四、五度的靠近春节的大冬天,我们穿上了自己所有可以御寒的衣物,凌晨四点,在菜场上的每一个摊位前,守护着自己的破篮子、碎砖头排队等候开市的场景,那场景像极了贺友直笔下的连环画。今天这个菜市场早已拆去了。那些破烂的大棚后面露出的竟是二、三十年代洋人造下的一幢幢精致的小洋房。

 

对年轻时生活在万航渡路上的人来说,最熟悉的有历史的遗址是极司非尔路76号了,这是解放前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汪伪特工总部,现在是逸夫职校,原来曾是建东中学——我的中学旧址。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主人公的原型、中共地下党员、革命先烈李白就曾关押在这里,李白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偶像,我的初中就是在这个地方读的。旧址内设有著名的天牢、地牢和水牢,地牢是我们中学教师办公楼的地下室,低矮得根本站不直人,昏暗得几乎没有光,只有几个小小的通风窗,当年读书的时候同学间有传说:地牢的墙上还留有先烈们刻在墙上的誓言。天牢和水牢在西面的一幢两层的楼里,东、西、北是大房间,中庭下沉约有一人高,有台阶可下去,这就是水牢。据说原来注满脏水,蛇蝎横行,犯人就被泡在这污水中。水牢的正上方是天牢,所谓的天牢是全透明的玻璃棚,这种结构现在很普遍,在那时是罕见的,犯人被吊在天棚上任日光暴晒。我们初二时的教室就是水牢边上的西厢房,下课休息时,我们会在水牢上下奔跑追逐,当然水牢是早已抽干洗净的场地了。这是近五十年前的记忆了,现在建东中学已经撤销,成了逸夫职校。几年前,因谈公事第一次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母校,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那两幢老楼,那两幢永远抹不去的老楼,但是校长告诉我,当年的两幢楼连同天牢、地牢、水牢在学校的升级改造中一并拆除了。我真的感到遗憾,我遗憾的不是拆了两幢楼,而是人们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拆毁历史、拆毁一代代人的记忆。

 

当然,万航渡路给我记忆最深的一定是中行别墅了,我的前半辈子是在那里度过的。

 

“中行别墅”这个名原来刻在弄堂门口的柱廊上,但一般我们不这样叫,我们都习惯叫“中行别业”,小时候写信的地址都写“别业”。现在我才知道,因为这个弄堂是中国银行的另外一份产业而得名。中国银行的营业楼在外滩,外滩23号,就是传说曾和英国人造的和平饭店一争高低的我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产业。中行别墅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另外一份产业,是中国银行的职工住宅区了,故称“别业”。今天中行别业改为“中行小区”了,不知是何时的应景之作,特别地缺少意境。

万航渡路上中行小区外景。

中行人爱称自己生活的弄堂为“别业”而几乎不叫“别墅”,其实内含着更有意味的气息,因为整条弄堂从设计建造到生活起居,都看重家庭和生活的概念,完全没有华丽和炫耀的追求。中行别业称“别墅”其实还真没有独栋别墅,多的是一家挨着一家、一户连着一户的三层小楼,像极了如今的所谓连体别墅。就连建造较晚的供九位副行长居住的九幢楼也是连体的。九幢楼有点神秘,因为是老式的建筑,楼道里黑乎乎的,只有直通四楼但又窄而深的天井,抬头只能望到那一小块方形的天,又因它最早是银行高层的住宅,我们是很少进去。

 

中行别业最早的建筑是弄堂里靠前的房子,我们一直就叫它“老房子”,也许这里是中国银行最早的一代老职员的住宅,三层。底下向南敞开的是长长的落地窗,这是客厅,客厅后面有盘旋的楼梯通往二楼三楼,宽绰的木楼梯盘旋而上,中间则由三楼的玻璃天窗泻下一缕天光,幽暗幽暗地,销蚀着人心的火气。看过诸多的上海老房子,这种气息是上海独有的,是上海文化、历史、人文的遗存。二楼是大卧房,三楼则是斜顶夹出的面积不算小的搁楼,南面是一个大大的老虎天窗,五、六岁之前的我和姐姐、外婆曾经住在这大搁楼上。现在回想的时候,总觉得好有艺术气息,这种天窗总是画家们的所爱。

1929年建成的九幢头,共计九幢,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襄理住宅。

1929年建成的九幢头,共计九幢,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襄理住宅。当时,每个门洞一户人家,共三层,后来改建加了一层变为四层。

之后新造的住宅就洋派多了,有三层楼的新单幢,有老公寓、新公寓,都是些仿西方建筑格式的新里建筑。想起来总觉得极其微妙,一条弄堂中式的和西式的、老的和新的融洽地调融在一起,不知是什么牵扯着这样的两种调子。也许仍然是家庭和生活的概念让中行人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地静静地栖居在这里。

1934年建成的新单幢,三层单幢式房屋,供主任级行员及其家属居住。

1934年建成的老公寓,四层公寓式房屋,一梯两户,房型宽敞,装修考究,是上海较早出现的公寓住宅。

由新公寓围合起来的海豹圈是我们儿时最常去嬉戏的地方,围合起来的大院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水池,中间立一石雕的海豹,海豹高高地昂起头,尖尖的嘴冲向蓝天,最早应该是喷泉的喷嘴吧。

1946年建成的新公寓。抗战胜利后,中行的许多职员从内地回沪,宿舍不敷,于是拆除原74号,重建了一批五层大楼。绿化覆盖的亭子处,原来是一个喷水池,池里有海豹雕塑。

进海豹圈的两幢楼的夹弄上高高悬着一堵照壁,镌饰着八个字,这八个字直念是“殖殖其庭,君子攸宁”,这是诗经的集句。这大概是中行别业的韵和神,希望这里堂堂正正,希望这里优雅宁谧。也许家庭和生活是这里的根,生生不息的日子是这里的本。

 

正是这样的理想和追求孕育了中行别业的浓郁的文艺范,匿大的弄堂聚居着银行职员,却没有听说培养了几个金融家,倒是这里出来的艺术家成为这个宅院的骄傲,有画画的,有跳舞的,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倪康、施勇就是我小学的学长和同学,同住在这个弄堂里。

 

中行别业的主楼是一进弄堂正面朝南的一幢四层大楼,早年这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子弟小学——中正小学,后来叫万航渡路第二小学(简称:万二小学)。我们这些中国银行职工的子弟,几乎全是这个小学的学子。没有太多的数理化的印象,但我们小时候得到的文艺的熏陶倒是受用了一生的。大楼正南面是宽绰的大台阶,气度堂堂,台阶下是一个大大的广场,我们小学的所有的文艺活动都是在这里举办的,会操汇演,合唱舞蹈,全在这里举行,那些声和乐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骨子里。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大概都可以归属于文艺青年一类的,星期天或节假日相约在弄堂里排话剧,今天聚到东家明天换到西家的,对台词走位置。有一次排个不知什么话剧,剧情需要一个小男孩,在台上只要叫一声妈,起身扑到女主角的怀里就可以了,我那时四、五岁,正合适,便被找了去顶角色。几次排练后在外滩23号中国银行礼堂的大舞台上演出,偌大的舞台炫目的灯光,吓得我怎么也喊不出这个“妈”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舞台,它成就了我一辈子话剧票友的身份。

中行别业商务中心,万航渡路第二小学原址。

 记得当时万二小学的校长姓谈,矮矮的、知性而温和的女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音乐老师姓袁,圆圆脸型的中年妇女,悠悠地弹着风琴,细细地让我们辨别和声。

 

 美术老师姓史,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快六十的年纪,老先生有老知识分子的儒雅,书法和花鸟画都很棒,应该是个国画家。他好像单身,住在学校的四层大楼的四层半的搁楼里。搁楼靠墙一侧的地板可以掀起,掀起即显出下楼的楼梯,盖上既是门又是地板。我们几个小时候爱画画的同学经常到他的那个搁楼上去,跟他学画画。他摆个石膏像叫我们画着,自己却总在靠墙竖着的一个大棕棚上夹上宣纸或毛边纸,练字练笔。第一遍用淡墨,写满了再用稍浓一点的墨再写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把一张白纸写成了黑纸,这非常像当代画家邱志杰的作品《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

 

史老师可以算是我画画的启蒙老师了,我们爱他,但又同情他,因为他太好好人,以致根本没有调控课堂秩序的手段,上课时往往刚刚按住了这边讲话的,那边的学生又开始捣乱了。我们班上有个最调皮的男生,因为头长得比较大,同学们给他起绰号叫“大头”,人聪明但特别爱捣乱。一次课堂上大头同学带头起哄弄得课堂上一片混乱,史老师实在控制不了,老脸涨得通红,揪住大头的衣领大声呵斥:“你带头!你带头!”史老师浓郁的绍兴口音中的“带头”恰似上海话的“大头”,一下子,全班炸了锅似的哄堂大笑,这一突然的误会反把大头同学搞懵了——“老师怎么能叫我的绰号呢?!”

 

儿时的记忆就是这样稀疏而杂乱地散了,但它们却不能不说是最深的印痕,刻在骨子里,那一辈子的轨迹就是在这些稀疏的印痕里串上的。

 


本文编辑:沈轶伦,邮箱:shenyl032@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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